東西問丨趙燕菁：文化遺產保護如何中西互鑒？

　　中新社福州1月30日電 題：文化遺產保護如何中西互鑒？

　　——專訪中國城市規(guī)劃學會副理事長、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

　　中新社記者 龍敏

　　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的瑰寶，是歷史的見證，也是人民智慧的結晶。當前，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探索如何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

　　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遺產的國家，中國一直以來都非常注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為全球貢獻了哪些智慧？文化遺產保護如何中西互鑒？中國城市規(guī)劃學會副理事長、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文化遺產為何日益受各國重視？

　　趙燕菁：如果把一種文明比作一個人，文化遺產就是這個人記憶的載體。每個人的存在都由其過往的生存經歷所塑造，現在的行為是過去行為的延續(xù)。如果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就很難正確選擇自己向哪里去。文明也是如此，文明發(fā)展的時間越長，可資借鑒的經驗越多，對行為后果的確定性就越可以預測。失去記憶對于一個人而言是非常可怕的，對于一個文明也是如此。不少文明由于被外力重新塑造，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在一個競爭的世界，一些文明希望按照自己的樣式塑造世界，特別是進入全球化時代，強大的資本無孔不入地滲透進古典文明，重構其敘事。對文明的多樣性構成新的挑戰(zhàn)，有的文明在消失。而每一個文明的消失，都意味著人類一部分記憶被刪除，甚至格式化。

　　因此，保留原生文明載體變得刻不容緩。只有最大可能地保護這些載體的原真性，才能為我們解讀自己的過往留下真實的基因。文化遺產里隱藏著文明的密碼。

　　中新社記者：中國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方面有何獨特之處？

　　趙燕菁：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少數具有歷史感的民族。關心自己的歷史地位，使中國人對記載、解讀歷史有著長久而持續(xù)的關注。在世界各大古典文明中，中國原真文物典籍的留存無出其右，甚至有的國家的歷史是通過中國典籍記載下來的。沒有與中華文明的互動并被中國典籍所記載，一些國家的歷史片段甚至都不會存在。中華文明獨特的歷史感，也體現在收藏和傳承古玩、字畫、典籍等傳統中，幾乎不間斷地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

　　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源，但戰(zhàn)亂和動蕩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遺產的損毀和滅失。特別是近現代的一段時間，中國人對自己文明的認識不斷被外來文化所塑造、改寫乃至剽竊，中國的文化自信一度跌落到前所未有的谷底。隨之而來的，就是對自己文明的認知發(fā)生嚴重扭曲。對現代化的渴求壓倒了對歷史的珍視，大量歷史遺產被現代化所掀起的巨浪所淹沒、摧毀。以建筑為例，短短幾十年里，人們已不再會用傳統的方法建造房屋，以前幾乎無處不在的古城墻也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大量摧毀。

　　保護這些文化遺產，從文明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的現代性，從實踐上接續(xù)中國的文明，尤為必要。

　　中新社記者：中國向世界提供了哪些文化遺產保護的優(yōu)秀案例？又從西方借鑒了哪些好的做法？

　　趙燕菁：在世界其他文明還處于依賴神話、故事、宗教、史詩、游吟等前現代方式記載歷史的時代，中國就已具有系統性的文字歷史。這是中國對世界文明最大的貢獻之一。

　　與此相關的遺產，諸如竹簡、古版、碑刻、銘文、繪畫、建筑、雕塑等實物，為中國歷史提供了最原真的載體。例如，1990年在蒙古國杭愛山發(fā)現的《燕然山銘》(又稱《封燕然山銘》)摩崖石刻，完全印證了中國歷史記載的真實性。

　　文字不僅記載了中國原真的歷史信息，周邊國家的歷史片段有的也是通過中國文獻得以還原。1861年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康寧漢(Alexander Cunningham，又譯作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考古發(fā)現一片佛教遺址，就是通過與成書于公元646年的《大唐西域記》核對才證明那是印度的那爛陀寺舊址。

　　在甘肅敦煌遺留的文字中，不僅有海量的佛教典籍，還有酒賬這樣的日常記載，讓后人得以一窺古代社會底層。人們甚至從千年前的壁畫中，按圖索驥找到山西五臺山唐代的建筑遺存佛光寺。宋朝的曠世杰作《清明上河圖》更是以寫實的手法細膩描繪了900多年前堪稱古代中國巔峰時代的市井城市生活，為世界留下了照相技術之前最具象的城市視覺信息。至于秦始皇兵馬俑，更幾乎全息地展示出2200年前的古代軍事文化。

　　中國悠久的歷史記載，不僅體現在其原真性，也體現在連續(xù)性，這在世界文明中非常罕見。和幾乎不可破譯的表音文字相比，表意文字為多語言文明的統一提供獨特的載體。事實上，中國周邊一些文明就是靠表意文字得以被記載并流傳下來。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歷了史上空前規(guī)模的城市化，給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特別是歷史性街區(qū)和建筑的保護帶來巨大沖擊。但許多城市也摸索出一套遺產保護的規(guī)劃方法，為遺產價值的實現贏得了寶貴機會。其中之一，就是采用了跳開老城發(fā)展新城的“雙城模式”，將高價值的新城核心區(qū)區(qū)位與歷史文化遺產的區(qū)位在空間上分開，形成新舊城協同發(fā)展，既滿足了城市高速擴張的需要，又避免了對傳統歷史街區(qū)系統性的破壞。

　　中國對現代城市規(guī)劃理論和實踐的這一重要貢獻，最早是由著名規(guī)劃專家梁思成和陳占祥為北京古城保護而提出。典型案例是青島新城的建設，由于一開始就將城市的中心從歷史遺存豐富的八大關地區(qū)遷移到現在的五四廣場，使得老城區(qū)的建筑和肌理得以成片保留。采用類似規(guī)劃的城市，還有廈門、上海、寧波、杭州、成都等。這些城市的歷史街區(qū)，大都以此得到了系統性保存。

　　目前，北京一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降低主城區(qū)人口密度，北京市政府也從老城遷往副中心通州，這對減輕北京古城保護開發(fā)壓力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不僅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作出了自己貢獻，也從西方借鑒很多好的理念。特別是總結了西方發(fā)達國家在總結工業(yè)化過程中遺產保護經驗教訓的《威尼斯憲章》和《馬丘比丘憲章》，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思想體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強調“原真性”的保護理念、最小干預的保護原則等。

　　近年來，中國多地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通過申報，世界上很多先進的保護理念、保護方法、評估標準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通過與世界各國同行的互動，中國得以從全人類的角度反觀中國歷史遺產的世界價值，極大地加深了中國對自身文化遺產的理解�？梢哉f，中國的歷史遺產保護已成為全球人類歷史遺產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從中國乃至全球來看，當下文化遺產保護存在什么痛點和難點？應如何破解困局，讓文化遺產得以世代保護、永續(xù)傳承？

　　趙燕菁：當下文化遺產保護的痛點在于怎么解讀文化遺產，難點在于怎樣利用文化遺產。

　　先說痛點。文化遺產說到底是文明的“記憶”，但是這個“記憶”到底告訴了人們什么？人類從自己的“記憶”中能學到什么？這決定了今天的文明將會給未來的文明留下怎樣的航跡。從全球范圍來看，現在的文化遺產主要被用作強勢敘事工具，其結果是導致“所有的歷史都不過是現代史”。

　　再說難點。文化遺產保護不易，維系更難。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優(yōu)秀文化是鮮活的，遺產是歷史的。用保護遺產的辦法保護文化，反而會把文化“保僵”。具體而言，就是文化遺產應當怎樣利用的問題。如果絕對不利用，隨著時代變化，文化遺產很快就會退出其自然的演進墮入僵化狀態(tài)；如果過度利用，承載于文化遺產的真實密碼就可能在利用中消失。怎樣在文化遺產“細胞”更替過程中保留其“基因”，乃是所有文化遺產保護都面對的難題。

　　要破解痛點和難點，首先，需要更新保護理論和觀念。要識別出文化遺產中有哪些遺傳信息。只有當生物學從細胞層次進入基因層次，我們才能識別不同生物的DNA。歷史遺產保護也需要理論的突破和升級。

　　其次，需要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保護方法。要將“演進”本身作為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現代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小干預”利用模式，為更高維度、更大效益地利用文化遺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可能，這些都將為破解文化遺產保護的痛點和難點提供潛力巨大的解決方案。

　　中新社記者：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和實踐，與西方有何異同？如何有效發(fā)揮文化遺產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作用？

　　趙燕菁：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和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異同，源自文化征服與反征服的不同需要。隨著西方經濟和軍事的全球擴張，用西方文明的視角解讀世界為西方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最初的需求。雖然今天西方的文化遺產保護早已遠離這一需求，但其底層代碼仍隱藏在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的規(guī)則、方法和實踐中。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實踐，則是源于對西方解讀中華文明的回應。為此，中國也力圖從中華文明的視角對文化遺產進行再解釋。這種做法，也是大多數非西方文明的普遍反應。

　　要想將文化遺產變?yōu)槿�人類的遺產，使其成為中西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梁，首先就要構建一個超越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遺產高維框架，在這個框架里，能夠從第三方視角鳥瞰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這就要求西方放棄用自己的文明敘事改造、消化其他文明的沖動；中國也要從全人類的角度查看自己文明的歷史位置。這一架構的形成有賴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整個非西方經濟的崛起，只有在平等經濟環(huán)境下，非西方文明才能更加自信，擁有同等的話語權，全人類的第三方視角才有可能取代不同文明各自的視角，文化遺產才能起到全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梁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趙燕菁，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城市規(guī)劃學會副理事長、雄安規(guī)劃專家咨詢組專家、上海市委決策咨詢委員會專家、自然資源部國土空間規(guī)劃專家組成員，英國卡迪夫大學城市與區(qū)域規(guī)劃系博士。曾任廈門市規(guī)劃局局長、廈門市規(guī)劃委員會主任，中國城市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guī)劃師。長期致力于從制度經濟學視角研究城市空間的發(fā)展規(guī)律，基于城市規(guī)劃編制與管理經驗，形成了自己對城市空間獨特的解釋體系，對中國城市空間戰(zhàn)略與政策曾產生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