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安樂哲：中國哲學思想如何為“治愈世界”作出貢獻？

　　中新社檀香山6月2日電 題：中國哲學思想如何為“治愈世界”作出貢獻？

　　——專訪著名中西比較哲學家安樂哲

　　中新社記者 張朔

　　今年是東西方哲學家大會創(chuàng)辦85周年，也是東西方哲學家大會時隔8年再度舉行。5月24日至31日，來自30多個國家的逾300位哲學領(lǐng)域?qū)＜覍W者，齊聚美國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在以“創(chuàng)傷與治愈”為主題的第12屆東西方哲學家大會上，就近年來全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維度所經(jīng)歷的創(chuàng)傷，以及如何治愈分享理論洞見。

　　本次會議由美國東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學共同主辦，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Roger T. Ames)是大會主席之一。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在安樂哲位于檀香山的家中，專訪了這位著名的中西比較哲學家、漢學家與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家，探討中國哲學思想對“治愈世界”的重要意義和獨特價值。

　　現(xiàn)將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第12屆東西方哲學家大會的主題是“創(chuàng)傷與治愈”。您認為，世界面臨的“創(chuàng)傷”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安樂哲：近年來，世界面臨著疫病流行、全球變暖、環(huán)境退化、糧食和水短缺、沖突乃至戰(zhàn)爭等多重困境。雖然這些困境的領(lǐng)域和形式各異，但也具有共同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兩個共同特點就是“無界”和“有機”。

　　“無界”，是指這些困境沒有邊界。例如，當疫情暴發(fā)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歐洲人還是非洲人，其健康和生命都受到威脅�！坝袡C”，是指這些困境大多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影響。例如，環(huán)境的退化和破壞往往跟人口的快速增長密切相關(guān)。

　　因此，要解決這些困境，應持有超越“零和”的思路和視野。我們需要充分發(fā)揮人類文明的全部力量，包括中國儒學等經(jīng)典哲學思想在內(nèi)的各種優(yōu)秀文化元素，幫助人們消除困惑、擺脫困境。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的哲學思想有什么值得西方借鑒之處？能為“治愈世界”作出什么貢獻？

　　安樂哲：根植于西方哲學敘事的基礎(chǔ)性個人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允許在政治、道德、心理上孤立地描述、分析和評價個體，從而淡化了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事實上，可以公平地說，這種以“個人自由和自主”為借口的、競爭殘酷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無益于治愈世界的疾病，反而加劇了疾病本身。

　　我個人認為，中國哲學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在西方個人主義意識形態(tài)以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選擇。在此，我想簡要談談中國哲學思想中“天下”和“家”的理念。

　　過去幾年里，我主持了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以“天下”為主題的一系列國際會議，以超越國際關(guān)系的思維，探索世界文化中可以利用的資源，尋求一種新的、共享的全球秩序——以天下觀天下。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觀。它不僅超越了個人，還超越了單一的國家概念，是將世界作為一個共同體，觀照“天下”人民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滲透的共同生活。在當今世界分裂、紛亂的背景下，學術(shù)界有責任去倡導這樣的敘事，以推動建立一個更加穩(wěn)定、和諧的世界。

　　中國的“家哲學”源遠流長，從家庭到國家，“家”的理念無處不在、生生不息。儒家倫理始于個人身份如何在人類敘事中出現(xiàn)，從根本上不同于基礎(chǔ)個人主義的假設(shè)。儒家的政治觀是家庭、國家和世界之間的同構(gòu)，其中國家和世界是家庭的擬像。“家”作為一種價值觀為中國文化從古至今提供了凝聚力，這種價值觀的意義值得中國以外的世界主要文明反思、學習和借鑒。中國的“家哲學”為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困境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應更加重視和挖掘其意義和價值。

　　事實證明，當前的國際秩序在應對人們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時已暴露出明顯不足。那么，受儒家文化啟發(fā)的國際秩序會是什么樣呢？我認為，這個模型中不存在任何作為霸權(quán)凌駕于其他秩序之上的單一、享有特權(quán)、占主導地位的秩序，每個國家身份都源于其在世界有機體的生命機能中形成的獨特關(guān)系模式，而這個生機勃勃的全球生態(tài)本身就是由這些獨特的國家相互適應而產(chǎn)生的整體性和包容性的秩序。

　　中新社記者：有幸來到您家中做客，也想借此機會請您講講自己的故事。您在研究中國這條道路上已走過半個多世紀，您為何做出這樣的人生選擇？

　　安樂哲：我年輕時醉心于寫詩，卻又時常覺得自己內(nèi)心空虛，沒什么好抒發(fā)的。1966年夏天，18歲的我去了香港，想在新的環(huán)境里尋找寫詩的體驗。然而，我不僅收獲了非同尋常的人生體驗，更發(fā)現(xiàn)了一個顛覆我以往認知的全新世界。

　　那年暑假，我在香港九龍的新亞書院讀書，遇到了新亞書院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哲學名家唐君毅先生，這是改變我一生的經(jīng)歷。我非常投入地學習他的思想，這也構(gòu)成了我和他關(guān)系的基石。我在香港遇到的另一位老師是勞思光先生，當時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年輕教授，我常去上他的課，并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就像大家總是多年后，才能意識到最好的老師對自己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唐君毅先生和勞思光先生對我來說就是如此重要的老師。他們都將中國哲學置于世界哲學的全景中看待，是世界性的哲學家。而我在這些年的研究中始終堅持中國哲學是世界性的，正是深受他們的影響。

　　此外，我還發(fā)現(xiàn)，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人與人之間的互惠關(guān)系比個人利益重要得多，相互依存感比獨立自主感要強烈得多。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剛剛開始在山腰上興建，校園里有其他外國學生，但我常常和一群中國學生玩在一起，他們也將我視為他們中的一員，對我的生活非常關(guān)心和照顧。

　　給我留下最深、最久印象的，正是這些老師和同學們。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道不遠人”這句話變得生動起來。

　　在離開香港回西方生活的那一天，我乘坐的“克利夫蘭總統(tǒng)號”郵輪駛出香港港口，我拿著《道德經(jīng)》譯本站在甲板上�？粗�逐漸遠去的輝煌燈火和前來送行的同學們，我下定了兩個決心。

　　首先，我決定將哲學作為自己的學術(shù)事業(yè)。但我不打算先學習西方哲學、然后再學習中國哲學，而是計劃同時學習這兩種哲學。通過這種方式，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通過一種傳統(tǒng)的視角來解讀另一種傳統(tǒng)的潛在風險。其次，我決定終生學習漢語，包括現(xiàn)代漢語和古代漢語。為此，我進入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為期五年的哲學和亞洲研究雙學位課程。

　　回首半個多世紀前的早期經(jīng)歷，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職業(yè)生涯起點在香港。也許更重要的是，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塑造。

　　中新社記者：作為研究中國數(shù)十年的漢學家，您是否覺得當前世界對中國仍存在不少誤解，您對此有何建議？

　　安樂哲：現(xiàn)在同中國相關(guān)的國際關(guān)系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歸根結(jié)底，還是因為外界對中國不夠了解。簡單來說，如果你對某個事物不了解，而這個事物又強大到足以影響你，那么你自然會覺得害怕。

　　近年來，中國提出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國際上有人說這是政治口號�？墒�，除了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外，我們有什么更好的第二選擇嗎？答案是“沒有”，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

　　所以說，中國的方向沒有錯。我們不要著急，把眼光放長遠，好好地把中國文化介紹到外國去，讓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了解中國。

　　我經(jīng)常往返于中美兩國，也經(jīng)常前往世界各地推廣中國文化。我發(fā)現(xiàn)，在中國的書店、大學圖書館里，幾乎可以找到所有西方杰出思想家著作的中文譯本，而且翻譯質(zhì)量很高�？墒牵�在美國等其他一些國家的書店、圖書館里，很少有中國思想家的著作，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也比較少。因此，我和美國一家出版社設(shè)立了一個項目——“翻譯中國”，陸續(xù)翻譯出版李澤厚等中國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我還翻譯了《論語》《中庸》《道德經(jīng)》《孝經(jīng)》《孫子兵法》《淮南子》等中國典籍，從翻譯經(jīng)典入手改變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誤讀。

　　世界只有深入了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哲學思想和價值觀，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我的目標是，一部一部，一步一步，把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介紹到外國去。這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世界。(完)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溫海明教授為本文提供支持)

　　受訪者簡介：

　　 安樂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倫多，著名中西比較哲學家、漢學家與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家，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外籍首席專家、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lián)合會會長、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會長、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翻譯了《論語》《道德經(jīng)》《孫子兵法》等中國經(jīng)典，著有《“生生”的中國哲學》《先秦儒家哲學文獻譯解》《經(jīng)典儒學核心概念》《儒家角色倫理學》等中英文著作。